从大衣哥“跳楼”谣言5小时衍生多个恶意版本，到成龙、赵本山、六小龄童等明星反复“被死亡”，娱乐圈明星“被去世”的谣言从未停歇。这些谣言之所以能肆意蔓延，背后是造谣成本极低、流量变现冲动极强的现实困境，更是网络空间治理中亟待破解的顽疾。当造谣者仅凭一个匿名账号、一段编造文字就能掀起舆论风暴，受害明星却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维权，这场不对等的博弈，正在不断污染着我们的网络生态。 
造谣的低成本与高收益，是此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核心根源。在“流量即收益”的畸形导向下，部分自媒体账号将明星的名誉与生命当作博取关注的筹码。他们无需核实信息，只需编造骇人听闻的“死讯”，搭配具体的时间、地点、细节增强可信度，再通过多平台分发引流，就能轻松实现流量变现。就像“泰森去世”的谣言，仅凭一张无关的病床图片和编造的新闻内容，就从国外网站蔓延至国内热搜，而造谣者只需付出几分钟的编造时间，就能收获海量点击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随着技术发展，AI生成虚假画面、合成新闻报道等手段让谣言更具迷惑性，进一步降低了造谣的技术门槛。
平台审核的缺位与监管漏洞，为谣言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。此次“大衣哥跳楼”谣言，从凌晨3点由匿名账号扩散，不到5小时相关不实视频在抖音、快手等平台累计播放量就超3.2亿。如此惊人的传播速度，暴露了平台事前审核机制的严重不足。尽管事后13个恶意传播账号被封禁、27个账号被限流，但谣言造成的伤害早已无法挽回。部分平台为追求用户活跃度，对具有争议性、刺激性的内容采取“先放行后治理”的消极态度，使得谣言能够在黄金传播期内迅速发酵，形成难以控制的舆论态势。同时，网络实名制落实的漏洞，让造谣者能够隐藏在匿名的保护伞下，大大降低了被追责的风险。
法律惩戒的滞后性，也让造谣者心存侥幸。尽管我国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刑法》明确规定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可处拘留、罚款，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面临刑事处罚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谣言源头追溯难、取证成本高、处罚力度与造谣收益不匹配等问题普遍存在。多数明星在遭遇谣言后，即便选择维权，也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法律程序，而最终的处罚结果对造谣者的震慑力有限。反观郑则仕隔三差五“被去世”，憨豆先生多次遭遇死亡谣言，即便本人公开调侃辟谣，造谣者仍未收敛，正是因为违法成本远低于造谣带来的流量收益。
遏制明星“被死亡”谣言乱象，需要多方合力破局。平台应扛起主体责任，加强算法优化与人工审核，建立谣言快速处置机制；监管部门需加大执法力度，提高造谣成本，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；而每个网民都应坚守理性底线，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。当造谣不再有利可图，当传播不再毫无顾忌，网络空间才能摆脱流量的绑架，让“被死亡”的闹剧彻底落幕，还给每个人应有的尊严与安宁。
